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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奪取政權以後，忽必烈確立了“立諸衛，屯田閱武，居重輕”的方針，對蒙古汗國時期在中原推行的遊牧分封領地製度進行了一係列重大改革。

    首先，他即位之後，改變蒙古軍分為兩翼、由萬戶長而下一統到底的製度，改變由都元帥節製探馬赤軍和漢軍的製度，設樞院掌管全國軍政，加強了中央集權。

    其次，他花費三十多年時間，一邊建立以漢人為主的侍衛親軍，同時以蒙古軍“分屯大河南北，以餘丁編立部伍，絕其虜掠之患” ，“遇征伐則遣之”，逐步確立了中央宿衛軍（侍衛親軍）和地方鎮戍軍兩大係統，作為保衛元朝中央統治政權的重要核心武裝力量。

    第三，為了防止漢軍世侯擁兵自重，他改變漢軍由私家掌握的狀況，或令漢軍世侯易軍為將，或令漢軍世侯改任民。

    對蒙古軍的軍世襲製（怯薛軍）也進行了改革，核心職位仍可世襲，但軍隊因調分合而不再始終為某一家族所掌。第四，他為適應戰爭形勢的變化，提倡使用鐵火炮等新式武，發展進攻型的、獨立的水軍和炮軍，實施多兵種協同作戰。

    他還注意用南宋降將訓練軍隊，學習南宋在軍訓方麵的長。第五，他在全國範圍推廣軍屯製度，以促進生產的恢複和發展，推對邊疆地區的開發，保證軍隊資糧的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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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忽必烈即位後，基本上采納了劉秉忠、許衡等人的建議，逐步實行了“漢法”，基本上沿襲了金、宋的舊製，但同時也對蒙古“舊俗”進行改造。

    至元四年（1267年），忽必烈下令建造太廟並且製作祭奠祖先所需的祖宗牌位，而且他選定了國家的曆法，這是農業社會統治者必不可的工作。

    忽必烈鑒於本朝“輿圖之廣，曆古所無”，像漢唐那樣以初起之地或始封之邑為名，都不足以顯示其盛大，於是在至元八年（1271年）發布《建國號詔》，取《易經》“大哉乾元”之義，以“大元”為國號。

    在建元表歲、建立國號的同時，忽必烈又采納劉秉忠等人的建議，適應統治地區南移的特點，將金朝的中都改名為大都，於至元十一年（1274年）正式遷都於此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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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字由來

    白嘎力繪《忽必烈狩獵圖》

    忽必烈，在拉丁化蒙古文中為Oubilai。在蒙古語中，qubi意為“份子”，qubila為詞“分配”。

    蒙古習俗，常以新生兒所遇重要的人、、事件取名，而忽必烈出生時（元太祖十年，1215年），正逢吉思汗攻取金中都之際。

    吉思汗命汪古兒等盡取金都府庫財，“每留一份為吉思皇帝獻，餘則敷俵有差”。

    此次收獲，自吉思汗建國以來是最盛的一次，其“俵分”自是一大盛事，忽必烈適生其時，故而由此取名。

    會晤八思

    《八思謁見忽必烈》複製品（北京首都博館藏）

    元憲宗三年（1253年）四月到八月之間，忽必烈在南征途中到達六盤山一帶，邀請八思前來會麵。

    忽必烈先是詢問了藏族曆史和薩迦班智達的況，隨後話鋒一轉，表示要派人去吐蕃攤派兵差、收取珍寶。

    八思聽後連忙說：“吐蕃不過是邊遠小地方，地狹民困，請不要攤派兵差。”

    他再三陳請，忽必烈充耳不聞，八思說：“如此，吐蕃的僧人實無必要來此住坐，請放我們回家吧。”正當兩人僵持不下時，忽必烈的正妻察必對忽必烈說，八思要比很多老僧在知識功德方麵強許多倍，應該將他留下。

    於是，忽必烈與八思再次會談，問他：“你的祖先有何功業？”

    八思說：“我的先輩曾被漢地、西夏、吐蕃等地的帝王奉為上師，故威甚高。”

    忽必烈不了解吐蕃的曆史，就問：“吐蕃何時有王？這與佛書所說不合，必是虛妄之言。”八思就將吐蕃之王曾與漢地戰，吐蕃獲勝，後又與漢地聯姻，迎來公主與本尊神像的經過敘述一番（即唐蕃戰及文公主藏事），說佛書雖然不載，但有文書記載，查閱便知。

    忽必烈翻看漢地史籍，發現這些在《唐書》裏都有記載。此後八思又說了些典故，經驗證都是真的，於是忽必烈對八思佩服有加，請求他傳授喜金剛灌頂（藏傳佛教重要儀軌之一）。

    但八思又提出一個條件：“灌頂之後，上師坐上座，要以禮拜，聽從上師之言語，不違上師之心願。”

    忽必烈難以接，這時察必又出來圓場：“人的時候，上師可以坐上座。但當王子、駙馬、員、臣民聚會時，汗王坐上座。”就這樣，忽必烈以八思為上師，奠定了後來元朝以藏傳佛教為國教、設立帝師製度的基礎。

    八思應召謁見忽必烈，當時忽必烈夫婦及其子以世俗人拜見上師的禮節會麵八思，他們共二十五人先後在八思前宗灌頂。

    二人的關係自此愈發。

    三饒定刑

    據說，忽必烈製定刑律時，有笞、杖、徒、流、絞五個等級。

    笞、杖罪定下來後，忽必烈解釋說：“天饒他一下，地饒他一下，我饒他一下。”

    應笞五十下的，隻打四十七下；杖刑也一樣。有人評價此舉“可謂勝殘去殺，黎元在海涵春育之中矣”。

    也有人認為：“此雖仁心，亦近於戲。”

    置誓儉草

    忽必烈在建立宮殿時，追思吉思汗創業艱難，便從吉思汗所居之地取青草一株，置於大丹墀之前，稱之為“誓儉草”，讓後世子孫明白勤儉之節。

    喜大象

    《元末明初象輿人圖罐》（局部）

    忽必烈在征伐大理時逐漸悉了大象的生活習，並將其帶回宮廷。他對於大象的喜遠超過以往曆史上的其他皇帝。

    其時不僅有“貢象”製度，甚至出現用“象輿”這樣獨特的宮廷景觀。

    元人黃文仲《大都賦》稱：“惟我聖皇，五輅不乘，八鸞不駕，雨則獨乘象輿，霽則獨龍馬，何其然也。”

    馬可·波羅曾見忽必烈出宮時坐在用四頭大象背負的木樓上，左右隨從上萬，馬可·波羅因而稱忽必烈出獵，其“娛樂之甚”世所罕有。

    在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平乃之的遼河會戰中，忽必烈一度乘象輿臨陣，企圖威懾叛軍，但反而使自己為了叛軍集中攻擊的對象，被迫下輿乘馬。

    後賴漢軍李庭等作戰用力，才將叛軍擊退。

    忽必烈將“象輿”作為皇帝專用的通工，建立了完整的 “象輿”製度，使之為元朝皇帝巡幸兩都的車輿形式，還影響了明清的“鹵簿”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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