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網址： 還在放假期間，翰林院只有幾個值班吏。

朱明鎬拿著昨晚寫好的論文大綱，來到翰林院藏書樓查找資料。

剛進藏書樓，就跟朱慈炤撞上：“昭芑先生，這上巳節有五日假期，才過三天就來研究學問啊。”

“朱史不也來了嗎？”朱明鎬笑道。

史屬于敬稱，是圖書管理員的古代名，就像把知府稱為太守一個質。

朱慈炤的生母和姐姐，都被皇帝納為妃子。輩分雖然有點，但不妨礙朱慈炤地位提升。當然，皇帝比較摳門兒，沒有封賞任何爵位，只是把朱慈炤從普通吏員，提升為掌管藏書樓的小。

朱慈炤正待說話，卻見宋應星拄著拐杖進來。

“拜見首揆！”兩人連忙作揖。

宋應星擺手道：“我已經退休了，不再是首輔。今日來此，只為找幾本書。”

朱慈炤忙問：“首揆想看什麼書？晚輩立即去找。”

“不必。”宋應星擺手。

朱慈炤和朱明鎬二人，左右攙扶著宋應星往里走。

沒過多久，閣臣吳應箕也來了。

朱慈炤覺非常稀罕，一個退休首輔，一個現任閣臣，今天居然跑來藏書樓扎堆。

宋應星其實還好，就是風病發作起來，疼得都沒法下床。開春之后，癥狀減輕，能夠自己拄著拐杖溜達。

他辭職之后，沒有立即回江西，而是留在南京打算著書立說。

吳應箕挨著宋應星坐下，朱慈炤親自沏來好茶，隨即站在旁邊聽他們說什麼。

吳應箕說：“昨日首揆一番話，令在下茅塞頓開。這經濟之學，核心似在‘貨幣’二字。”

“經濟”這個詞語，古已有之，是經國濟民、經世濟民的簡稱。

但趙瀚經常拿來別用，大臣們也漸漸習慣了，詞義漸漸轉為后世的經濟。

宋應星說道：“自古以來，要論經濟學說，必屬《管子》為最。管仲講經濟權變，謂之三權。我青年時考察百工百業，壯年時為朝廷鑄幣生財，晚年時輔佐陛下梳理國政。平時與陛下談，也頗多領悟。如今退休在家，再讀《管子》，又有新的會。”

“煩請賜教！”吳應箕拱手。

宋應星說：“管仲之天權，自是指天時，水旱蝗雪疫，都會影響一國之經濟。地權則指產，有耕地、礦山、樹林、湖泊。人權就有說法了，這也是經濟學的核心。”

吳應箕說：“在下理解的人權，便是調劑與開閉。”

調劑就是國家年儲糧、災年平劑。說白了，就是政府縱商品和價，以達到治理國家、削弱敵人、打擊商、穩定社會的目標。

而開閉，可以理解為宏觀調控，鼓勵或限制某種商業行為，引導市場按照政府的設想來發展。

這些容，管仲講得很明白。

宋應星說道：“世易時移，《管子》的經濟之法，放到如今有些已經過時，某些則講得有所缺。比之先秦，今時百業興旺，便是那偏遠鄉村，百姓也用錢幣購買貨。還有地權之利，西班牙從那墨西哥，運來無數白銀到中國。墨西哥的地利，通過商業貿易，也能為中國所用。”

吳應箕點頭道：“確實。”

宋應星又說：“管仲理財治國，主張節用裕民。這自是對的，可他節用以禮、裕民以政。道理大致是對的，但需要稍微改一下。”

“是要改改。”吳應箕說道。

管仲的“裕民以政”，容為：輕收農稅，平收商稅，限制商賈數量，謹慎征用徭役，保證農業生產。

趙瀚的治國理念，跟這套法子大致相同。但沒有限制商賈數量，反而在鼓勵工商業發展。

管仲的“節用以禮”，表面是講天子、諸侯、大夫該穿什麼服，實際是在講國家的行政開支。不要設立不干事兒的職，也不要封沒必要的爵位，宋明兩代明顯違背了管仲思想。宋代冗一大堆，明代宗室一大窩。

但管仲的有些方法，明顯已經過時。

比如管仲說，政府可以親自下場做生意，必然搞得市場冷清。市場冷清了，商人就會變，農業勞力就充足。農業繁榮，國家稅收就不缺了。

這明顯是因為當時生產力低下，所以必須保證農業勞力，必須抑制商人群的數量。

突然，宋應星對朱慈炤說：“我曾讀過一本《盱江文集》，也不知這里有沒有，你去找一找看。”

朱慈炤問：“這本《盱江文集》，是哪朝的書籍？”

“宋代。”宋應星說。

朱慈炤立即行，很快就找到了，但已經被蛀得不樣子。

宋應星對吳應箕說：“此書有《富國策》。”

吳應箕好奇翻閱，當場便讀起來。

第一篇，講治國需要錢財，員不要忌諱言利。第二篇，抑制土地兼并。第五篇，抑制僧道數量。第七篇，論述義倉制度。第三、第八篇，論述貨幣。第四、第六、第九、第十篇，論述工商業。

作者李覯，在討論土地問題時，從勞力和生產資料的角度出發，認為土地兼并破壞了勞力（農民）與生產資料（土地）的結合。所以，肯定會阻礙農業生產。

論述貨幣時，又談到通貨膨脹、通貨的問題，認為價太高或太低都對百姓不利。另外，谷賤傷農，谷貴也會傷農。

論述工商業時，把工商業從業者分為三類：富商巨賈、富裕工商業者、小手工業者和小商販。（李覯認為，從事奢侈品生產流通的工商業者是“游民”，應該進行打擊，讓他們去做正事。）

“此真大儒也！”吳應箕看完之后嘆。

李覯當然是北宋大儒，曾鞏是他的學生，王安石是他的朋友。他能去太學教書，還是范仲淹多次推薦的。

范仲淹新政，王安石變法，或多或的，都到李覯的一些經濟思想影響。

宋應星說道：“我國自古著書立說，都高屋建瓴。我卻聽說欽天院那邊，采納歐洲學者的想法，反其道而行之。把一個大的東西，細分到不能再分，去研究這些小的細節。我們研究經濟學問，是否也可以這麼做呢？”

使節團從歐洲回來之后，帶回了笛卡爾的思想，欽天院對此一致贊同，如今已確立科學研究的認識論和方法論。

宋應星是寫過《天工開》的人，他本來就喜歡探究細節和過程。被欽天院的況給提醒，便萌生了重新研究經濟學的想法。

“如何細分？”吳應箕覺無從下手。

“貨幣！”

宋應星說：“國用民生，士農工商，無非貨與幣而已。貨為實、為，幣為虛、為，虛實相合，泰，才是完整的經濟。”

吳應箕仔細思考，下意識點頭認同。

“是否可以像研究理、數學那樣，給這些經濟學語也下定義？”宋應星說道，“貨，貨是貨，是。先定義，日月山川、鳥魚蟲、花木草石，隨可見的都是。”

吳應箕說道：“用于換，便是貨！”

宋應星卻說：“還不夠，是死的，要有人才能換。魚在水里，捕撈起來才能賣。鐵在山中，開采、熔煉才能賣。要變貨，還得需要人去勞。只有勞也不行，你抓魚自己吃，沒拿出去賣，那也不貨。所以貨的定義，是為了易而出現的勞。”

“善哉！”吳應箕拍手稱贊。

突然，吳應箕對朱慈炤說：“請君取來筆墨。”

朱慈炤跑得飛快，親自倒水研墨，還殷勤道：“兩位先生繼續說，晚輩來記錄。”

吳應箕自己嘀咕道：“那幣該有哪些要素？它是用于換貨的，只要能換貨就行，不一定非得是金銀銅錢，早幾年云南有些地方還在用貝幣。”

宋應星說：“幣，也是一種貨，因為它包含所有貨的要素。但它又跟尋常的貨不同，它是一種通貨，可以換任何貨。”

吳應箕說：“貨有價，幣有值。貨與幣換，必須價值相等，至買賣雙方認為它們價值相等。所以，幣是一種等價貨，且是專門用于易的等價通貨。”

“可以這麼定義，”宋應星扭頭說，“記下來。”

朱慈炤連忙運筆，飛快記錄容。

宋應星說：“貨與幣，已經定義了。再來定義貨的幾個要素。貨是怎麼來的？”

“要有人，不對，是要有勞者，或者說生產者，”吳應箕說道，“有了生產者還不夠，不能憑空把貨變出來，必須依托某些資源。比如采礦，得有礦山，又如種地，須有土地。這些東西什麼？”

宋應星說：“生產料。”

“可以，”吳應箕說，“生產者，利用生產料，通過勞變貨。這土地算不算貨？土地在前朝可以買賣，在新朝也能由朝廷租售給商人辦工廠，那它究竟是生產料還是貨？”

宋應星說：“用于易時，土地是貨，用于生產時，土地是生產料。”

兩人就坐在藏書樓的閱覽室，你一句我一句的捋。

朱慈炤坐在旁邊，邊聽邊記。雖然有些能懂，有些又聽不懂，但他對此大興趣，覺得寫有啥意思？研究經濟學才有意思呢。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