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家中，朱銘沒打算再做實驗。

他發現如果降低沙土配比，加木炭和鋸末，能讓蜂窩煤更易燃。如果鋸末輕微碳化，蜂窩煤就更好燒了。

但考慮到本，通通放棄。

直接來簡單暴的更好，煤加泥土一樣能燒。還要什麼木炭？還要什麼鋸末？

煤80%，泥20%，這是最佳比例，燒得久也容易點燃。

泥土沒有別的選擇，開封附近多為黃壤土。而且，并非適合做蜂窩煤的黏黃壤土，是那種黏稍弱的沙質黃壤土。只能說，可以用。

“相公，家里有客人等你，正在聽陳先生講學。”白勝接過韁繩，牽著馬兒進去。

朱銘問道：“士子？”

白勝說道：“姓車，自稱是炭行行首。我把家里的炭爐和炭球，全都搬屋里藏起來了，沒讓他看見。”

“做得好。”朱銘夸贊道。

白崇彥和閔子順，依舊在看書備考，關試已確定在下月初二舉行。

朱銘得罪了蔡京，蔡黨又掌控吏部。

即便他們考試合格，估計也會遭打，扔去窮鄉僻壤幾年別想挪窩。

朱銘必然連累朋友，也不知該如何安。

卻見陳淵坐在廊下，給一個商人講道：“石炭司與辦場，違背了方矩之論。你們炭行難以畫方，只得尋求罷市，這是對的，無可厚非。”

商人高興道：“在學問上，俺們也占理？”

陳淵點頭：“自然占理。天道無非人道，仁者人，商賈也是人，朝廷當以仁政待之。”

商人問道：“可那些相公們，卻說商賈是猾之徒，朝廷也說咱是工商雜類。”

陳淵反問：“商賈之中，多猾之輩，難道不是真的嗎？”

商人對此無法辯駁，因為這屬于事實，只能比爛道：“商賈多猾，難道讀書人就不猾？朝堂上那些相公，有幾個不猾的？”

陳淵說道：“若想不被鄙夷，商賈應當生財有道。須謹記，是生才有道，非生財有。道與，道為先，在后。君乃炭行行首，若無府盤剝，爾等就不會囤積居奇、哄抬市價嗎？”

商人說道：“自然不會，炭行也是有規矩的。”

陳淵微笑：“既如此虛偽，閣下也不必聽我廢話了。告辭。”

“先生莫走，”商人連忙攔住，“俺喜歡聽先生講大道理。”

陳淵說道：“商賈的壞名聲，并非讀書人強加的，而是千百年來，你們自己給自己戴的帽子。汝可知，南方有儒商？”

商人搖頭：“不知。”

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以及讀書人的泛濫，從北宋中期開始，就有越來越多的落榜士子經商。

其中一部分，將儒道與商道結合，自稱為“儒商”。他們奉行“君子財，取之有道”，將儒家“義利之辨”融商業活，不管私底下如何，至表面上無可指摘。

而王安石的新學，對“儒商”起到了推波助瀾的效果。

陳淵說道：“儒家有義利，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這是《論語》里的句子，閣下想必早就讀過。但君子可以言利嗎？可也。君子當以義理財……”

以義理財，是王安石的觀點。

最近一段時間，為了能在京城講學，陳淵重新翻開王安石的文章。

以前他讀王安石，帶著批判的眼，純以學門人的角度出發。

如今再讀王安石，則以吸收為目的，摘取新學的可用容，把“道用學”包裝新學拿去推廣。

讀書角度不同，觀就大不一樣。

陳淵發現，王安石的義利之辨，大部分可以給道用論做注腳。

要談義利，先談人。

王安石推翻了孟子、荀子等人的觀點，直追孔子的“相近，習相遠”。他認為天無所謂善惡，既不善，也不惡，純靠后天學習。

繼而，又說義與利并不對立，而是可以統一的。

公利便是大義，為國理財談的是利，其結果卻是義。還說“一部《周禮》，理財居其半，周公豈為利哉？”

又說楊朱只知利己是不義，墨子只知利人是不仁，利人利己相結合才是仁義。

陳淵最近還在繼續寫文章，“義利篇”就快寫完了，大量引用王安石的觀點。

但有一樣，陳淵不支持王安石。

他認為“義在利之先”，而王安石認為“利在義之先”。

王安石太過激進，說人有常、長壽、常產，又不擾盤剝，才能有良好的道德。沒有安定的質生活，人就不可能有好的道德，沒有好的道德社會就會。

可以簡單的概括為：窮沒資格談義！窮別來扯道德！朝廷必須把窮變，再通過道德教化，君子才能變多，社會才會安穩。

這個觀點，讓陳淵到極度不適。

君子固窮還講不講？

這位商賈，下午就來拜訪朱銘，一直聽陳淵講了三個小時。

最后他作揖道：“先生真乃大儒，俺有一子，在府學讀書，不知能否拜于先生門下？”

“可以，”陳淵微笑道，“別的商賈子弟，也盡可來求學。”

商人說：“俺是炭行行首，回去便與他們說，讓炭行商賈都送子弟過來拜師。”

商賈看重的當然不是什麼學問，而是一種社會認同。

雖然社會風氣日趨逐利，對商賈也越來越寬容。但底依舊是歧視，盤剝起來毫無心理負擔，只把商人當撈錢的工。

所以才有徐驤的父親，帶著貨到汴梁經商，看到進士排隊從東華門走出，嘆道：“生子當如此。”于是不再做行商，只保留一些店鋪，全心全意培養兒子讀書科舉。

又有納粟買的牛監簿，每月靠收房租就賺千余貫，還另有無數財產。卻自嘆“跡塵賤，難近清貴”，到拜訪名師、結名士，瘋狂砸錢招待讀書人，最后捐糧買了一個小，每天樂滋滋的去打卡上班。不但不貪，還倒錢把工作做好。

眼前這個商人，覺得陳淵愿意為商賈說話，陳淵的學問肯定是好的，于是就把兒子送來拜師。

聽到朱銘的腳步聲，陳淵起說：“探花郎回來了，伱們自去談。”

商人連忙朝著朱銘作揖：“小民車貴，拜見朱學正！”

朱銘微笑說：“車行首請坐。”

車貴捧出木盒，扯下紅布，拉開盒蓋：“朱學正仗義直言，為我等炭商彈劾貪，竟被家罰俸兩月。東京炭商皆傾慕之至，略備薄禮，不敬意。”

盒子里躺著兩塊金餅，大約價值二百貫。

北宋末年金價極高，一兩金子，至價值20貫以上，有時甚至能達到30貫。

朱銘瞥了一眼，將黃金推回去：“不必了。”

車貴說道：“此非俺一家之禮，乃炭行商賈所共進。”

朱銘也沒說收不收下，轉而問：“此次炭行罷市，打算罷多久？是為了抬高炭價嗎？”

車貴說：“石炭司一邊著俺們低價賣炭，一邊止外地炭商賣貨給俺們。炭行罷市，不為抬價，只為能夠平價進貨。外地炭商也退無可退，只能相約一起罷運。請朱學正，再上疏彈劾石炭司！”

朱銘笑道：“原來這兩塊金子，我還不能白收，須得再幫你們上疏。”

“豈敢，事之后，還另有謝禮。”車貴說道。

朱銘問道：“炭行幾十家商賈，就沒有別的員幫忙？”

車貴慨道：“三十年前，炭行還算能說上話。后來就日漸衰弱，哪里還能結清貴？”

辦企業占煤炭市場，是從仁宗朝開始的，員直接下場撈錢，當然比商人孝敬得到的更多。

如今，炭行商賈被搞得財力薄弱，只能買通朱銘這種小。

而小敢于上疏言事者，除了朱銘還又有誰？

朱銘說道：“我想開一家石炭鋪子，可以加炭行嗎？”

車貴先是一怔，隨即一喜：“歡迎之至！”

私營煤炭商，不怕員開店競爭，只怕辦企業來砸場子。

他們當然樂意接朱銘，恨不得多拉幾個員進來，今后更好對付石炭司的盤剝！

朱銘問道：“炭行有什麼規矩嗎？”

車貴說道：“不能私自漲價或降價，須得同進同退。若遇府盤剝，不得私下與府通，也必須同進同退。除此之外，都是些小規矩。”

朱銘說道：“我在南熏門外開炭鋪，能否幫忙聯系外地炭商？”

“包在俺上！”車貴笑道。

東京的煤炭市場足夠大，私營企業的競爭不激烈，真正敵人是那些辦場。

這麼說吧，無家可歸的東京百姓，只能跑去十多里外的漕河兩岸搭窩棚。因為城墻周邊數里，全都屬于正常聚居區。

《清明上河圖》里，船只過橋害怕撞到，被做圖非常有名。這個地方，在城外七里，依舊非常繁華。

朱銘的煤炭鋪子，只需在城外某個片區，擁有足夠的客戶，就已經能賺到錢了，沒必要跟城的鋪子搶市場。

朱銘把金子退回去：“錢我就不要了，幫我聯系運炭商便可。你們罷市鬧大了，我再去上疏彈劾。”

車貴由衷佩服道：“都說探花郎清廉如水，俺今日方知不是虛言！”

朱銘又說：“我是員，按制不能經商，所以炭鋪由親隨經營。我還得罪了開封府尹，不方便出面，煩請閣下幫忙辦理文書。”

車貴說：“俺還認識幾個胥吏，這個給俺便是。”

開店也要執照，炭行幫忙申請最好，否則多半要被故意卡住。

另外，宋代雖有無數員經商，但法律規定是不準的。朱銘不想被人留下把柄，所以煤炭鋪子的法人，肯定要寫上白勝的名字。

本地炭行罷市，外地炭商罷運。

開封市民瘋狂搶購，但凡有點存款的，都一擔一擔往家里挑煤。

不到十天時間，辦場就扛不住了，不僅沒按朝廷的命令降價，反而把煤價給漲到15文以上。

越是漲價，百姓搶購就越起勁。

半個月以后，存貨銷售一空，整個東京陷煤荒。

石炭司求助于開封府尹，開封府尹帶著差，強令私營煤炭鋪開門營業。

反正煤價飛漲，這些商人樂于出售。

但很快也賣存貨，炭行組織起來，老板們帶著伙計去圍堵蔡京的宅子。

蔡京沒法出門，派人呼支援，殿前司帶著軍出。

可那些軍士兵，同樣買不到煤炭，一個個到了現場只是看熱鬧。

“反了，都反了，這些商！”蔡京大怒，而且還有點害怕。

蔡相公被堵在家里沒法上班，事終于鬧得足夠大，甚至有太監跑去報告皇帝。

宋徽宗的第一反應，竟是大笑：“哈哈，甚是有趣。”

隨即大怒：“俺的詔令也不聽，戶部那些人好大的膽子！”

(本章完)